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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碰撞：文化的三分天下
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已成了几代学者关切的中心课题。当时的东西方文化之争作为特有的文化历史现象，昭示着中国历史巨变所蕴含的现代意义：传统的封建家长制式的中国社会的解体行程终于开始了。但是，在传统社会之中生成的文化传统，并不会伴随着社会硬件的改变而自行演变。它实际上仍是由社会的人们自觉选择和重新解释的产物。关于这一点，近代以来至少有三个阶段可以概括。第一批持文化批判态度的是康、梁、严复等人，他们确实标志着最初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向传统之外去寻求变革因素的求智决心。从现在的眼光看，他们只能算作是一种精神意向的传达者。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算是第二阶段。五四时期的两个主要对立的文化阵营：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林毓生语)和文化保守主义，从历史的过程看，他们所起的作用政治意义大于文化意义，在促使旧的社会机制解体的过程中，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也即所谓的激进主义)，是社会选择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合理性的产物。在这个历史变动中，文化选择上摆向极端都是对第一阶段的温和的改良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一种反拨。 我要在这里着重说的是文化批判的第三阶段(从共时性上讲是第三思潮)：开放的保守主义思潮。严格地从阶段上划分是不确切的，因为从五四开始，从梁漱溟开始,这种思潮就以独立的姿态出现了。但在五四以后的一二十年间，梁、熊等人均没有成为主流人物，直到60年代，在港台及海外才真正形成气候，在大陆则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才引起人们重视。从文化建设的心态上讲，它是从温和——激烈，又走向温和的一个历史循环。中国知识界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才从大的方向上深切体悟到融合中西的这种文化建设的极端迫切性；才体悟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对一个有巨大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来讲具有的迫切意义。 迄今为止，最具体地讲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并有建设性成果和思路的、现代新儒家是一个代表。应当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宏观思路上去理解现代新儒家的努力。对大陆整整一二代中青年学者来讲、要在五四以来的“打倒孔家店”(“文革”中是批倒孔孟之道，80年代是全世反传统)的历史阴影中走出来，认识到“孔孟之道”也有好东西，不仅如此，而且还有转出现化文化的思想前因，的确有一个过程。这里首先要辨清一个悖论： 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需要反传统 走向现代化的背负传统的中国 在实际的思想发展中，上述悖论的确迷惑了不少知识分子。对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来讲，“传统”意昧着为封建专制体制辩护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和近代中国屈辱、落后、分裂、愚昧的象征。所以，解体将是双重的：旧的体制的瓦解和旧的意识形态的瓦解。顺着这条思路，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现代化=西化的思路，理由是很简单的：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产生出新社会的理论和模型。在相当一个层面上，很多知识分子不知道或不理解，传统内部存在着两重构成。它们表层与社会结构的“硬件”（国家制度）密切相关，而它的深层，则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富有生命力的依托。它是传统中最具有人类普遍性的那一部分，它是具有宗教意味的信仰体系和价值坐标。它不仅不与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矛盾，而且是前提性的条件。在几代人尝试了种种失败和痛苦之后，80年代的一代人特别感受到了在深层意义上的传统失落和价值危机。强烈的要返回传统并从传统中走出来的心灵要求，在文革失败后，在80年代的全盘西化的极端情绪冷却下来之后，终于走上了历史舞台。 我们所能创造性地转化的价值传统、学术传统、意义传统是什么呢？我们说是儒学传统，这是在最广义的意涵上去讲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创建并不是为了一宗一派之争，所以，从心态上讲，并不拒斥传统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里所讲的创建，主要是指形而上的创建，哲学的创建，所以，寻求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成了这一文化任务的具体的内涵。 传统中国哲学有辉煌的过去。与公元前希腊的辉煌时代相比，我们有诸子百家的繁荣，与古罗马时期的文化繁荣相比，我们有汉文化的灿烂、定儒于一尊的哲学创造。文艺复兴孕育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中世纪的宋明理学理性化了封建制度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在理论的深刻性上，宋明理学毫不逊色于文艺复兴以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陆、朱的道器之争，王阳明的“心体(良知)与万物一体同流”之说，哪怕用最现代的哲学眼光看，所涉及到的问题也是最哲学的。然而，另一个特定阶段的充分发育的产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与意识形态（包括对它的批判）则是由西方思想家完成的。不用讳言，这里确实有时代差，但绝不要忽视：哲学的全人类通性在于回答共同人性中的一系列问题，价值与意义这样的问题的解答在一定的层面上有着永恒性。也由于此，在经有清一代的考据之风后，传统中国哲学还能面对现代社会的迫切需求而再生华辉。 为一个已经完成的时代和社会辩护与为一个未来的只见雏形的社会写辩护词，是不相同的。这个不恰当的比方恰好说明了我们与宋明时代的哲学家的区别。当代中国哲学家面对的问题与五四时期是有相似之处的。今天我们的眼光更广阔，所以，问题也凸现得更尖锐：未来的中国社会、从任何意义上讲都应是一个现代社会。那么，这个现代社会所应具有的哲学(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面对的文化选择之一。很有意思的是：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现实倒是非常有趣地证明了传统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枯萎”。由于缺少了一个相当的历史阶段将中国哲学中的话语和思想用现代语言传达出来，所以相当多的知识青年对它并不熟悉。从思潮的角度讲，我们宿命地沿袭着中国文化的思维习惯，但我们的表达所用的思考形式，恰是半个世纪之中断断续续的舶来品。如此这般，在我看来，除了极少数有造诣的专家外，中国哲学家几乎就是中国哲学史家的代名词。原创性的思想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很难获得共鸣。 我们要“感谢”乾嘉以来的思想枯竭：以致于五四以后现代中国需要思想的时候，有思想的历史在时间上已显得那么遥远。所以，西学才那么畅通无阻的汹涌而来。从今日中国大陆能知道的译介情况而言，经五四和二三十年代及近20年的大介绍(没有版权问题，翻译人口又是那么多)，西方著名思想家的典籍，大致被人们所知道了。一方面是历史空缺，一方面是汹涌而来，今日国内50岁以下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一般而言，受西学的影响较大，那么，当代中国，西学传播接受的状况究竟如何呢? 我们所知道的西方大思想家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伏尔泰、伽达默尔，均有中文译本问世(能阅读原著的人也为数不少)，所以，从介绍思想的水平而言，我以为国内的“西学”程度是相当可观的。每一座大一点的高校都设立了专门研究介绍西方哲学、西方文化的机构。而且还有相当一批省级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机构，专门和相关的杂志有几十种。而且，一批一批的青年大学生的求知需求，仍在催生着这种介绍和研究的狂热。现在我们说，从整体而言，对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中国大陆知识界已达到大致“知道”阶段，大概不至过分。但是，大陆知识界中，能静下心来以求智为目的，认真又理性地梳理西方学术的传统，并在这种学统的基础上开出我们所需要的花果的，少而又少。这跟80年代的“后红卫兵现象”不无相关。大体上看，我们所谈的西学是拿来主义的西学。简要地说,五四以后的西学涌进是以共时态面目出现的。我们根本还来不及从学术传统的线条上去界定我们所摄取的每一朵思想果实的实际位置和前因后果的联系。所以，何为对我们有用，何为对我们无用，均有某种程度上的盲目性。这种现状对个人来讲并无大碍，但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而言，是致命的。由于这一代人缺少传统文化背景的理性的纳入，我们一是无法将西学纳入传统文化中定位，二是无法用现代中国的理性眼光来将西学定位。所以，回归学统是当代中国对西学最富有建设性、最理性的态度。 在当代中国，从其影响的深广而言当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一种产生于西方的文化，我们将它从西学中特地界划出来，以显示它的特殊性。从客观上讲，马克思主义文化给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而更主要地表现在思维的方式，价值与意义的重新确立上。马克思主义风靡中国大陆将近一个世纪，它非常特殊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从方法论到价值观的一整套意识体系,任何现代传入中国的西方学术思想均没有这样完备地具有自在的体系性。它恰恰顺应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所急迫地需要的东西:一种信仰体系、一套操作方式和价值观。它的以无产阶级(在中国演化为受苦难的民众)的生存利益为根本的利益的价值体系使一大批民族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信服，它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价值中的“大同”、“均富”理想相一致，而在信仰上，它的人本的无神论与欧洲宗转改革后的人本的有神论并不是根本抵触的，它是l8世纪人本主义思潮的合理的继承者。令一批知识分子折服的是它以现代语言表达出来的社会发展的理想(唯物史观)和思想方法中的辩证体系以及它们的道德魅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的在西方工业资本社会中演绎出来的社会理想。 所以，一代或几代人并不是在外力强制下，而是自觉地选择作为信仰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历程中的一个事实。从辛亥开始，百年中国中，没有一种思想力量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完备的有效的社会功能.使战乱分裂的中国和苦难的民族统一和强盛起来。但是，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马克思主义理与作为一种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应当有所区分的。辛亥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任务是政治问题，无论是军阀内乱外强入侵，还是国共分裂，所涉及的问题，政治第一，经济与文化其次，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国家学说凸现出来并实践于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机遇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予以足够的重视。几十年来，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与信仰体系和形而上的关切，当代有两个方面没有得到理论说明：第一，它的哲学层面的过程在中国知识分子手中还没有展开。第二，中国知识分子无暇顾及在形而上的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精神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以及这种结合的理论表述。 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现代的文化建设，大概只能选择三者有机融合途径。 就社会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时代总是会产生它应有的合资格的代言人，然而，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在人文的层面上，却失却了它应有的代表。“人文滞后”现象是确凿无疑的。它在三个意义上是“滞后”的，第一，它与急速变革的，发展的中国社会相比，人文研究以及相关的人文理论是滞后的；第二，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相比(如与经济学比较)，中国的人文研究及相关的人文理论是滞后的；第三，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宋明理学大家的时代比，当代中国的人文研究是滞后的。 辛亥以后，变革的(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激烈的革命形式出现的变革)中国社会以不到百年的时间经历了激烈的社会振荡以后，迈向了现代社会。其社会变化的急速性以及丰富性，完全有条件孕育出杰出的人文学者。以80年代的中国大陆为例。80年代初期人们无法想象的“市场”概念，今天已深入人心并以建立独特的市场经济为目标推进着中国社会的前进；而作为十分独特的精神文化现象，80年代的作家、艺术家们不是凭着什么理论，而是凭着反传统精神与对西方思潮的敏感，在文化层面上令他人刮目地掀起阵阵波涛。创作上的目不暇接充分证明了人的智慧的无限丰富性。文学先以“伤痕”发端、每隔一二年，思潮与主题就发生变化，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现代、后现代、非非主义、星星画展、红高粱家族、第五代导演、红太阳现象……寻求、寻求、再寻求、创新、创新、再创新，在创造中萌动着焦躁与不安，孕育着渴望与企盼。80年代的文学与艺术创造是敏感的，但目标并不是始终如一的。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与艺术创造，却真正呈现了多元发展的，在徘徊与焦虑之中寻求的倾向，甚至用“反叛”、“反传统”也概括不了它的趋势的方向性。 社会不正是这样以自己的躁动呼唤着精神吗?但精神在什么地方?当代中国的精神价值在什么地方?我们倒是常常见到矛盾和与历史事实相脱节的思想框架。 我们曾强烈地呼唤过关注和建立当代意识，作为大陆知识分子，我们更关注大陆社会的现实构成和它的应有的相应的人文精神的理论说明。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关注社会本身的时候，社会的异常状态令一切理论黯然失色。无论用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还是用斯大林的模式来框架，中国大陆实行的绝非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今日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决非资本主义经济，后工业社会理论也无法说明当今社会的内在性质。今日中国大概是在理论形态上相当特殊的混合型的过渡时期.这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历史还没有提供过相似的范例，以便让我们这些人文学者作出选择。但任何状态下的社会都是实存的。而且，它在另一方面，又是由社会的人所支配和决定方向的，所以，对这个社会相应的理论说明，在逻辑上是可以建立的。 社会在呼唤着这种理论说明。 过渡时期的特点之一，是人们所熟知的的原有的价值失重和精神危机。这一切已经开始出现了。当市场进一步以傲慢的步伐迈向千家万户的生活时，它打乱的不仅仅是传统的交换秩序。而且是传统的生存和精神秩序。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人文学者比之西方的人文学者，还兼有更重要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要执行“牧师”的责任—也就是说，西方的人文学者在处理问题时更带有技术性，他们的信仰问题放到教堂里去解决了。但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孕育出一整套制度式的宗教，并没有形成一整套从上到下的深入人心的对“上帝”的敬畏。而我们这个社会之所以仍然在平稳的发展，这绝大多数的原因要取决于国家权力的稳固程度与在一整套新的道德规范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传统道德受到保护的程度。但是，维系社会基本稳定的传统只存在于习俗之中时，它是岌岌可危的。它需要相应的强有力的能揭示精神本质的理论，与此同时耍能够保护这种理论发展和传播的客观条件。 可是,谁是这种人文理论的代言人呢? 作为西化思潮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80年代的“先锋”试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命定中国知识分子还要走一条幼稚的模仿之路，然而又同时是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之路。 在这段徘徊反侧的历史过程中，以自由主义观念为核心的西方十八、十九实际的启蒙主义思潮的代表著作，通过大规模的译介进入了中国大陆。康德、尼采、卢梭、笛卡儿等人所代表的“自由”、“个人”、“个性”、“上帝死了”“我思故我在”以及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和自由主义经济政治论著①影响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文化艺术思潮在80年代进入一个以反叛和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创作高潮。从1978年到1982年，在中国的报刊上发表的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将近400篇，西方现代主义先锋派的诗歌、小说、音乐、美术作品，也被大量引进。1979年3月，后来成为朦胧诗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北岛在《诗刊》上发表了《回答》这首诗：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一不—相一信！/我不相信夭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以此为代表的“朦胧诗”运动与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新潮艺术运动（如星星画展），共同筑成了“新启蒙”运动中的现代主义浪潮。 李泽厚这样来描绘那个时代的主题： v李泽厚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写到“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的心声如洪流般倾泄而出时,认为这般洪流最敏锐地反映在文艺上，主题只有一个，即人的复兴,他写道: 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了五四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惜和欢乐。 一个静止的文化接触到这个物质及消费为主题，充满了动感、新鲜感和活力的西方文化，很难不受到诱惑。我们不难想象，身处于一个静止的文化中的人们，面对这种美丽，会由最初的惊讶或排斥逐渐认同西方进步及效率的观念，再反转来觉得自己保守和落伍，最后主动掘弃本身的文化。这一个过程，在近百年来不断在西方国家以外的地区上演。 对于文艺来说，西方现代主义以一种独特形式显示出与中国文学的巨大距离，构成一个可见可触的追赶目标，这形式中本身就包含着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现代的时间意识、生存意识和现代讲述方式，从而突出了它的模仿价值。”因此，80年代先锋试验信奉的公理是：现代化=西方化，西方现代派文艺=现代化文艺，这种选择表明：人们在创造历史时难以拒绝历史提供的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现代派文艺=现代化文艺”这一公式无非是加快文化同化的步伐，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向西方文化的同化。正是刘晓波，这位激烈地主张充分地现代派，主张用西方现代派精神来改造中国艺术的人物，自己也最后点出主题：向西方同化。他在80年代末期声称：“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我很讨厌‘民族化’这个词”，还说：“想成为人就要向西方全面敞开国门,而不想成为人就拒绝西方的同化。” 这时候，先锋艺术中的荒诞、非理性、颓废、晦涩、色情都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调味品，先锋艺术终于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围部分。这样，中国的先锋试验中的消极因素，也就成为有“根”的东西，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不适应关系，也就能够得到说明。 v总之，80年代的先锋试验，一方面在文化精神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不时干扰了这一进程，消解了现代化所需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就是它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要点。在激进的人们看来，这也许是一个折衷主义的结论。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符合中国现代化进程，体现了其复杂特点的结论。[1]
1、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出发点之一，是工人阶级的贫困，而现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摆脱绝对贫困状态,那么,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经典社会主义运动还可能发生吗? 2、列宁曾预言资本主义到了垂死阶段,但二战以后的历史表明，现代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而且显露生机。高科技和信息革命加速了资本车义的自我更新,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没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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