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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执政绩效是与执政成本相较而言的，是一定执政成本支付下的效能和收益。现代社会政党执政，系指经过宪法程序或其他政治途径，执撑国家公共权力。毫无疑问，执政行为必须具有“法理正义”，但同时，执政行为还必须在耗费与绩效问题上体现出“伦理正义”：重视成本理念下的执政产出、重视实现执政目标的最大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意义的考量，更是区别正义与非正义、是否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分水岭。历史上，一切非人民性的政权都是大量耗费民脂民膏、不体恤民情的。因此执政的成本和绩效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执政正义的伦理问题。 二 今天社会，无论是公共执政还是公共行政，都属于科层机构（公共部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样一种范畴。科层结构缺乏竞争性、非利润目标和敏感性迟滞等固有特点，使各种非绩效行为如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扯皮推诿、腐败、劳民伤财的政绩偏好有可能大量产生。而由于执政主体执掌着公共资源，“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不节民力的行政惯象，很容易构成公共运作中的“绩效黑洞”。
世界范围内，执政低效率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有的执政党虽然总体上避免了低绩效，但在某一时期，也会出现持续低绩效。当今世界各国的执政经验表明，由于今天社会所处日益复杂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执政的低绩效是难以规避的。正因为如此，如何科学控制执政成本、提高执政绩效，也就是全面贯彻落实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不仅是政党政治和国家公共生活的大课题，也是培育崇尚节俭的公民文化、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大课题。
执政低绩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的成因是分散而多维的。如执政目标设置不切实际、政治过程损耗过大、执政技术层级低、腐败延绵、社会认同度式微、制度能力匮乏、行政议程过滥、社会交易成本过高等，都可能造成执政低绩效甚至执政败绩。 执政败绩是执政因出现伦理道义上的问题而最终翻船，亦即“合法权力”的“合法性”丧失。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可能出现败绩，世界上很多执政主体，都是因为执政败绩而匆匆走下政权舞台的。尽管执政败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是大体可以界定，它是由诸如腐败之类导生的执政的政治耗费出现了大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在执政领域，永远是一个新的严峻的命题。
诚然，无论是执政成本还是执政收益，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计算性和“收益模糊”性（诸如信誉效益、体制效益以及时间上的延迟效益等），而且由于“执政产出”的特殊性，要对执政绩效进行“全息”性的科学评估是复杂的，它必须采拟经济、社会、政治的等多元科学方法，切忌简单化，但是建立执政成本――执政收益的科学理念，重视通过科学的监测、控制和管理，使公共运作处于高激励、高效率状态中，以持续提升整体执政绩效，这是毫无疑问的。
毋庸讳言，各种中看不中用的形式主义、各种名目繁多公众不受益的 “口号”、“举措”、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各种腐败（包括准腐败、结构性腐败），造成了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巨大耗费（包括党和政府的信誉成本）。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一种战略、目标、理念、举措、口号的提出、推行和实施，都是需要支付巨大成本的。《荀子·富国》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 唯民生之多艰，凡涉民生之事，应小心谨行。为人民谋利益的公共作业过程，不仅要有“作为意识”、“奋发意识”、“政绩意识”，还得有牢固的“民生意识”、“成本意识”、“节简意识”，尤其要避免那种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只重视大投入、不重视高产出的作业形态。 21世纪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公共部门推行绩效管理。它要求在作公共决策时，在制定任何一种战略、提出任何一种口号、作出任何一种决策、展开任何一种改革时，都要有“俭，德之大端”的意识，进行成本决策和绩效决策，尽可能减少公共耗费，扩大公共收益。 总之，一种“科学执政”形态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注重提高执政绩效、大力降低行政耗费，实现社会代价与社会收益之间、执政成本与执政产出之间的平衡，实现执政目标和执政收益的最大化。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锻铸执政新伟业、创造执政新辉煌之必需，也是当前建设节约型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 《重视执政的成本与绩效》来源于免费范文网，欢迎阅读重视执政的成本与绩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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